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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書)美麗的探險:艾琳達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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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書)美麗的探險:艾琳達的一生

1963年,十四歲的琳達跟著美軍退伍的父親來台,在台灣渡過五年青春歲月。 為何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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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級標示普級
二手書備註 : 無畫線註記
出版日期:2011-11-01
作者:林佳瑩
出版社:遠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ISBN/ISSN:9789573908074
裝訂:平裝
內容簡介:
1963年,十四歲的琳達跟著美軍退伍的父親來台,在台灣渡過五年青春歲月。
為何她會在二十八歲時,毅然離開加州舒適的家庭,
再次來到台灣,跟著陳菊投入步步危機的人權救援工作?她為何嫁給政治犯施明德?
在施明德成了民進黨主席後,為何又堅決離婚?
琳達的人生選擇或許出乎尋常,但她自始至終,堅持自我,做一個追求國際正義的獨立女性。
作者簡介:
林佳瑩,1982年生,台北人,國語標準得常被說像外省人。
台大政治系暨公衛學院碩士畢業。
大學畢業後,擔任民進黨台南縣黨部文宣專員,
負責2004年立委選戰之輔選,選後總算可以用台語跟青盲牛的阿嬤聊天。
同時也懷著對政治理想的幻滅就讀研究所。畢業後任職於衛生署國合處,
閒暇時常擔任環保與人權團體之翻譯志工。
2010年底申請到扶輪社獎學金,出國前半年,投入艾琳達的自傳寫作計畫。
2011年7月起在東京的國際基督教大學讀和平研究。
章節試閱:
李昂 序

愛情

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現在別人的傳記裡,心裡還是難免一陣驚心。
我和艾琳達算是同一個世代的人,我們共同走過台灣戒嚴時期的高度白色恐怖,只是我們扮演著不同的角色:艾琳達積極參與,而我一直以小說寫作為生命中的職志,在旁關懷,以及,能力所及,給予些許的幫助。最後也希望為這個階段留下小說創作。
我們兩人更重大的不同當然來自我是個土生土長的台灣人,而艾琳達是白種的美國人,為著左派理想,到第三世界的台灣。儘管我們都希望能對台灣的民主有所幫助,然而我們兩個人最密切的交集,居然還為著一個男人—
施明德。
這也是為什麼我的名字出現在艾琳達的傳記裡,雖然篇幅不多,但也足以讓我在這裡提筆說幾句話。
這樣來說,顯然一點也不女性主義,尤其過往常聽聞艾琳達是「大女人主義」信奉者。
但這是事實,現實必然不盡完美,但也得接受。
從本書中不難看出,艾琳達心繫施明德,但一直得不到同等的情愛回報,感到有所欠缺。但由於一開始兩人之間的關係即定位為「革命」、「工作」,艾琳達理智上也不曾自怨自艾,但情感上必然以為不足。
我個人看過施明德身邊的男女關係,倒是有一句話足以深刻、切實的安慰艾琳達:
作為一個法律上的妻子,雖然「有名」重過於「有份」,但艾琳達畢竟是在施明德的政治生涯中,唯一一個陪同他公開出入一些政治場合的女人。比如施明德任立委公職、民進黨主席時的外交工作,艾琳達都有所參與,並因此種下離婚導火線。
以當時施明德不願身旁女人們「干政」來說,艾琳達應該感到相當滿足。
何況,對於一個白種美國人來說,「美麗島事件」後被驅逐出境,雖不能「代夫出征」,但以施明德妻子的身分,在國際間展開救援工作,這些,不也是艾琳達來到第三世界台灣,要協助改革的初衷?
求仁得仁。
施明德在不少方面給予艾琳達革命工作的著力點,就此來說,兩人之間的關係,艾琳達或該覺得比較無憾。

政治

三十幾年前,在台灣的黨外運動最孤立無援的時候,有像艾琳達這樣的外國人,離開第一世界舒適便利的享受生活,與島內的異議分子共同打拚,我們每個人都感佩在心。尤其艾琳達平實、樸素的生活方式,真正可以與基層民眾、勞工階級生活在一起,為被壓迫者主持正義,我相信我們每個人都相當欽佩。
這麼多年後,台灣歷經經濟起飛,也有人不以物質享受為生命的終極意義,投入世界性的救援工作,雖然大部分仍著重在救苦救難,對艾琳達當年的作為,於今可以有了更深的體悟。
「歡喜做、甘願受」,這是曾為民主打拼奮鬥的台灣人共同有的心聲,「歡喜做、甘願受」這六個字,也是送給艾琳達的最佳肯定。
對於抗爭時期參與政治改革的黨外人士,她書中提及的一些事件與人物,因為來自一個外國人的觀點,自然有值得參考之處。對我正在寫的男性與政治的小說,喚起往日情懷的深切感觸。
讀到艾琳達對台灣政黨輪替後政治運作的批判,我個人則以為,政治畢竟是一項實質的運作,具有理想性當然最好,用較高的準則來批判也不為過。但如果只以自己的看法才是最高指導原則,旁人觀點不同,則是墮落腐化,會不會也是另種專斷?尤其台灣涉及的統獨問題,恐怕更不是誰是誰非能簡易加以論斷。
因而,我對艾琳達在書中對一些民進黨的人士的批判並不全然同意。比如,最明顯的,要指責別人與CIA掛勾,以及論斷某些人的主張與意識形態等等,恐怕得提出更明確的証據,有更周延的論述,才不至於成為誹謗。
艾琳達來自民主政治保障言論自由的美國,對此,定有深刻的體驗。
如同我一開始說的,我是個台灣人,在台灣的民主化過程當中,努力的學習容忍與尊重不同的意見,希望在台灣顛簸的民主中,逐漸開展出一條可行的道路。另一方面,原是為白種美國人的艾琳達,她自己也深知在美國無從實行的一套理想性標準,要拿來到台灣作為準則,如此很方便的想要對第三世界有所改革。
是不是有所矛盾?也是一種吊詭的兩難?
整體來說,艾琳達能同基層站在一起作為出發,浸淫知識界,拿到博士學位,學理上有一定深刻的認識,仍然高舉著理想大旗,令人感佩,她此書中的一些批判,也足以令我們自省。
只不免回想起施明德以前一提到艾琳達的理想言論,常愛笑道:「那個番婆!」
是以為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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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情治單位鬥智鬥力

琳達雖然討厭隨時被跟監的生活,卻也無可奈何。她帶著點調皮的心態,跟情治單位周旋,有機會占點上風,就算精神上的勝利。她在大坪林的家在從主要道路進來的大豐路31巷巷底右側,斜對角有條僅容一人迴旋的小徑,乍看之下像個通往住家的死巷,但其實會迂迴接上別的巷道,可以走回大路,琳達自己也是搬過來多時才發現。她觀察到情治單位常換人來跟監,當遇到不熟悉地理環境的新手時,她會躲進這裡,讓對方遍尋不著,再繞一圈,啪的一聲拍對方的肩膀。她常被特務嚇到,這下總算反擊成功了。

有一個年輕的外事警察會定期來拜訪,美其名是要了解外國人在台的生活,實際上是要掌握琳達參與黨外運動的情況。他是本省人,琳達跟他講情治單位怎麼跟監、怎麼用不合法的方式逮捕人、台灣的人權是如何被壓迫、她為什麼要投入黨外運動。這些事情許多資深警察已經見怪不怪,但這個初出茅廬、像張白紙的年輕人卻聽都沒聽過。他的表情從一開始的天真,變得越來越困惑。琳達從他緊皺的眉頭中,得到了一點安慰。國民黨老是對人民洗腦,現在換她來洗腦這些壓迫人民的幫兇。

又有一次,琳達在台北火車站外等夜班公車時,發現身後有個高高壯壯、年約五十歲的外省人,穿著軍用大衣,和她一樣在等往新店方向的公車。他說:「我知道,妳是那個幫黨外的外國人,我很欽佩你們。」琳達猜他是情治單位的高層,不然怎麼可以這麼沉著地認出她來。雖然他是壓迫者之一,但他個人的態度卻是友善而尊重的,在非執行勤務時的偶然機緣下,坦白表達他個人的想法。這就是人性,壓迫者也有良知,比較高層的人知道比較完整的資訊,看事情的角度也比較廣。反過來說,即使個人良知未泯,還是安於向共犯結構效力,這也正是獨裁體制可怕的地方。

他的話讓琳達發現,即使站在敵對立場的人,也能尊重黨外運動的努力。執政當局總向人民宣傳黨外人士都是顛覆政府的可怕人物。顯然,政府宣傳連自己人都不見得能說服。另一方面,政治犯雖然飽受壓迫、受刑甚至被打入死牢,可是受害者也有軟弱的時刻,其中也不是沒有陰險算計的人。這才是真實的人生,沒有絕對的是非對錯,光明與黑暗常是互相交織。敢挺身而出對抗獨裁政權的志士,在踏出去的那一刻,還是不免怯弱傍惶。他們在顫抖中手拉著手,朝著遠方可以寄託的一點光亮前行,這樣做就是肯定人生的價值。

余登發被捕、施明德發難

1979年1月21日,曾任高雄縣長的黨外政治大老余登發和其子余瑞言遭到逮捕,罪名是涉嫌參與吳泰安匪諜案。吳泰安是個來路不明、神棍騙徒之類的人物。他到處去聯絡黨外人士,說要成立反政府組織,後來在5月被國民黨槍弊,但凡是他接觸過的人都被安上罪名,被捕入獄。這其實是情治單位設下的陷阱,用一個無名小卒來打擊黨外陣營。立委選舉時,余登發在最後階段加入黨外助選團的行列。1978年12月16日,國民黨政府以美台斷交的國家危機為由,無限期暫停立委選舉後,黨外在12月25日召開「黨外人士國是會議」,發表〈黨外人士國是聲明〉,強調「堅決擁護民主憲政,反對暴力,熱愛和平」的立場。余登發帶頭連署,並進一步表示願意出錢出力。1月18、19日施明德南下高雄,和余登發商討訂於2月1日由余老具名邀請的黨外大餐會,要將黨外勢力從南往北擴展開來。在這關頭,余登發的被捕,無疑是大整肅的前兆。

好不容易透過助選團組織起來的黨外陣營,會怎麼因應這重大考驗?琳達從人權工作中知道,以往只要有人被逮捕,其他人就紛紛走避、怕被牽連入獄,稍微聚集起來的力量,就此被打散。像是前一年陳菊被逮捕,琳達連要人去送點東西都很困難。這次余登發被捕,當天早上十一點,許信良、陳鼓應、蘇慶黎、王拓等和琳達及施明德一共二十多人,聚在張德明的辦公室討論。許信良率先發難,他說如果我們這個時候不集合起來、有所行動,我們會一個一個地被帶走。陳鼓應贊同這樣的看法,在黨外的陣營中,這兩人代表兩個立場幾乎相反的派別,合作對抗國民黨這個龐大的體制,是雙方脆弱的共識。許信良是本省人,對於台灣的前途,支持走向獨立;陳鼓應是1949年隨蔣介石軍隊到台灣的外省人,傾向和中國大陸統一。他和琳達的好友蘇慶黎一樣,理念也偏向左派,相信社會主義的思想。這兩派人的共同之處是都追求民主自由,也都被國民黨打壓,他們互異的統獨立場,也同樣被國民黨打為十惡不赦。國民黨政府既認為獨派打算分裂國土,摧毀他們統治的正當性;也認為《夏潮》這種左派中國民族主義靠向最大的敵人共產黨,擺明了是賣國。黨外、台獨、共匪「三合一敵人」的抹黑策略,是當時官方宣傳的主軸。

戒嚴時期不能進行政治集會,所以他們計畫秘密聯絡黨外人士南下高雄,「不約而同」地出現在高雄余家,「慰問」余登發家屬,實際上是要舉行政治示威,聲援余登發。許信良要施明德當總聯絡人,為了怕國民黨監聽電話,他們分派任務、親自分頭去找人。

施明德先到省議會去聯絡南下高雄事宜。跟立法院、國民大會這類中央民意機關比較起來,省議會有比較多的黨外省議員。國民黨政府遷台時,沿用他們在大陸時代的四級行政機構:中央、省市、縣市、鄉鎮市;台灣就被分成中央政府、台灣省與台北和後來升格的高雄兩市、省轄縣市、鄉鎮市。其實台灣就這麼小,實在不需要這種疊床架屋的行政組織。國民黨說為了反攻大陸,這套行政體制不能因地制宜改變。1949年以來,國民黨以國共內戰為由,實施《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凍結了中央民意機構的選舉,說這些立法委員跟國大代表是在大陸選出來的,得打回大陸才能改選。除非有立委或國大過世,讓出名額,才能進行個別補選,這造成民意代表根本無法代表實際的民意。在這種情況下,只有省議員都是台灣人民選出來的,比較能反應台灣民意,這也是有比較多省議員投入黨外陣營的原因,省議會幾乎是黨外運動的核心。施明德到了省議會後,就開始到處聯絡人,商討要如何聲援余登發。陳婉真那時還不到三十歲,是《中國時報》派在省議會的記者,跟著琳達隨施明德南下高雄縣橋頭鄉。

余登發的媳婦余陳月瑛想到父親及丈夫被捕,害怕得不知所措,這是戒嚴時代政治受難者家屬的心情。警察到家裡來,勸告余陳月瑛不要輕舉妄動。從早上九點開始,黨外人士開始湧進余家,一個又一個待在客廳,點點人頭,竟然擠了二十幾個人。大家寫了抗議信,都說要有所行動,但是沒有人知道該從何著手。一向都是人被逮捕,同志鳥獸散,家屬哭著喊冤;而現在一屋子的人圍著哀怨的媳婦,面面相覷,許多人抱著必死的決心,連遺書都寫好了!屋外圍了越來越多情治單位的人,要監控黨外人士的動靜。屋裡屋外就僵持著。

「橋頭事件」:老處女戒嚴法被開苞

琳達和陳婉真到了余家後就聊了起來,決定到附近市場買些紅布與白布。琳達向來喜歡做手工藝,在黨外陣營裡常負責做美工,但她不太能寫中文。她開始裁布條,陳婉真拿起毛筆寫上抗議標語和主要領導者的姓名,做成披在身上的彩帶。男人商量著國家大事,卻不知如何進行;女人裁剪布條,好像是無關緊要的瑣碎雜務,卻在這個時刻,推動了三十年來台灣首見人民自發的政治示威遊行。

當琳達與陳婉真把寫上標語的布條拉開時,彷彿有個無形的秩序在安排每個人的行動。大家拉著布條照相,琳達也搞不清楚是誰帶頭,向來國民黨一打擊就退縮的人們,這時卻拉著布條,就這樣走出屋外。1979年1月22日上午十一點,二十幾個黨外人士從余家出發,余登發的追隨者也跟上,一行五十多個人拉著抗議布條,走上街頭、走過廟埕、走進市場。情治單位沿著道路兩旁拚命拍照存證,卻沒有下重手阻止。他們沒想到一向被恐嚇的人民,會有勇氣站出來反抗,一時間來不及鎮壓。在三十年後的台灣,人民走上街頭向政府訴求,幾乎像是去逛街、爬山這種假日休閒運動。但是,這場後來被稱為「橋頭事件」的遊行,卻是戒嚴時代,人民難得集體站出來,控訴政府不義的突破。千年暗室一燈即破,反對勢力從此開始凝聚,在一次又一次的火光中,逐漸劃開黑夜,迎向民主的光明之路。

一行人遊行至橋頭市區後回到余家。中午,他們乘車到鳳山遊行一周,然後轉往高雄市火車站。蕭裕珍和曾心儀在人群中振臂大喊:「誰無父母子女,我們抗議國民黨逮捕余氏父子!」琳達隨著人群,她很興奮,雖然情勢緊張,卻高興得想歡呼,台灣人民終於團結起來,正面對抗壓迫者,但她覺得自己一個美國人,搖旗吶喊似乎有點名不正言不順,所以待在施明德身邊,拿出余登發幕僚準備的傳單發放。幾個警察不知從哪邊冒出來,攔下她、跟她爭論。情治單位的人把她跟警察圍在裡面,更外圍又繞了一圈民眾旁觀,他們從來沒看過有人在散發抗議政府迫害人權的傳單。忽然之間,琳達發現她被一百多個人包圍,不知道怎麼脫身,看起來眼前的這幾個警察打算把她帶走。她瑟縮在人群中,覺得很害怕。她想起愛著也恨著的Nori。

施明德帶著幾個人,乘風破浪地穿過人群而來,直奔圍著琳達的警察,義正辭嚴地說:「這是我太太,為什麼台灣人的太太不可以關心台灣人權和民主法治?你們想對她做什麼?」瘦削的他,用強而有力的手臂將琳達拖出人群。

琳達隨著眾人搭上往台北的車,施明德已想好下一步。他這鬼頭鬼腦的軍師,總會想出一個又一個策略,然後到處聯絡人,想辦法付諸執行。同行的曾心儀是黨外陣營少見的外省籍年輕女性,身形瘦弱卻讓人忍不住多看她幾眼,參與橋頭遊行時曾被警察攔下來,但她的口才犀利、態度潑辣,竟把警察罵走了。她在回程的車上說:「國民黨的戒嚴法已不再是處女了,我們已強暴這個三十歲的老處女了!」車內傳來熱烈的歡笑呼應,民主的瓜熟蒂落好像指日可待。

施明德叫大家到立委康寧祥家集合。大家擠進萬華狹窄的巷弄,頓時人聲鼎沸。施明德認為康寧祥可以起更大的作用,他踏入政壇甚早、輩分高,也是少數非國民黨籍的本省立法委員。康寧祥確實想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但卻不是眾人所期待的。他向來主張議會路線,認為要透過既有的議會選舉推動民主運動,但在重重限制中,議會民主其實改變不了威權政體什麼。康寧祥在眾人的翹首盼目中,像花蝴蝶一樣地演出,公開指定了幾個聯絡人,其中卻沒有施明德。曾心儀忽然起身,怒然質疑為何略過要求採取堅定行動的施明德,反倒點了周平德等人。康寧祥這才加入施的名字。他又勸大家先回家休息,隔天早上七點到他家集合,他會先去跟抓人的警總交涉,如果警總不放人的話,他一定會行動。當康寧祥一這麼講,琳達就知道,這又是他一貫的花招。就像陳菊被逮捕時一樣,他出來講大話,叫大家不要行動,他會處理,但實際上他什麼也不能做。他這些說辭,只會打垮大家好不容易凝聚起來的能量。果然,隔天一早, 二十個人在康家等了一個多小時,康寧祥過了八點才出現, 說交涉沒成功,而那股反抗的氣勢也被打散了。

施明德不會就這樣算了,他畢竟是琳達心目中的革命家。「橋頭事件」後,由張俊宏、林義雄、許信良、施明德與姚嘉文組成的「黨外助選團」五人小組想辦法持續能量,律師出身的姚嘉文當起余登發的法律顧問,施明德動筆寫下「橋頭事件」的經過。他一直想把康寧祥拉進真正在進行的反對運動,所以寫了兩個版本,一個是事實陳述,另一個版本寫康寧祥有參與橋頭遊行,希望能製造團結一致的氣氛。兩個版本都送到海外的台灣同鄉會,海外同鄉從此越來越關注這批黨外人士的動靜,注意他們如何以街頭路線,撼動國民黨的威權體制,爭取台灣人民應有的民主自由。

施明德的文章後來被登在《美麗島》雜誌上。「橋頭事件」過後,五人小組決定籌組雜誌社,希望透過辦雜誌成立各地分社,凝聚反對勢力,將力量推展到全國各地。施明德跟黃信介是雜誌的主要發起人。他們兩人有點像師徒,施明德很認真地經營跟黃信介的關係,他提出很多策略,但往往要讓黃信介認為是自己想出來的。

黃信介年過五十,可是看起來仍很有精神。他是資深黨外立委,黨外的財源幾乎都是他募集而來的。他掛名《美麗島》雜誌發行人,但沒有實際的工作。在雜誌社裡,施明德為他留了一間大辦公室,他偶爾來一趟,一坐下來就要小妹倒茶。琳達覺得他像個從封建時代走出來的老太爺。但也因為他的帶頭,黨外運動才能組織到一個更高的層次。琳達觀察這些黨外人士,覺得這是最好的社會學實習。她在學校唸了很多左派思想、馬克思主義,要服務弱勢的勞苦大眾、要推翻獨裁政權。她討厭人與人間的壓迫,主張社會平等,但即使黃信介的大老闆行徑令她搖頭,他對抗國民黨政權的勇氣,卻也由不得她不服。當施明德提出很多想法,例如辦雜誌,希望他出面當領導人時,他都敢冒著被逮捕、失去所有身家財產的風險去做。

「美麗島事件」後,黃信介因為有立委身分,情治單位得等立法院通過決議案授權,才能抓人。他不驚不怖,一派瀟灑從容地坐在家中等著被捕,微笑地坐上囚車。為了表現風骨、抗議國民黨違背了孫中山先生主張的民權思想,他還刻意穿了中山裝。琳達深深體會,理論和實踐是兩回事。左派人士或許很會分析社會現象,但容易流為教條。要評論一個人,他的立論是左派或右派不太重要,應該要觀察他的行為,才會知道他到底抱持什麼理念。

余登發案在3月開庭審理。在戒嚴時代,牽扯到共匪的案件都被視為軍事案件,以軍法處置。軍法跟一般法律比較起來,刑責重上數倍。開庭的地方在景美秀朗橋旁,現在已經改成景美人權文化園區,展覽政治受難者的文物。琳達住在大坪林,沒走幾步路就到了。她到法院時,已有約四十個人聚集在門口,進行非正式的抗議,女工宿舍的舍監袁嬿嬿也在其中。她是將軍的女兒,身材壯碩還會柔道,常幫琳達做研究訪問女工。她在報紙上看到對黨外「橋頭事件」的負面報導,顧不得上班時間就跑去找琳達。她立刻加入黨外,每場反對運動無役不與。

後來,琳達把這個案件畫成漫畫,登在陳婉真辦的地下報《潮流》上。她掌握人物特徵,畫出黨外陣營領導人物的群像。余登發手上抓著一條魚,因為其子余瑞言就是在魚塭邊撞見吳泰安的;施明德有次接受外國媒體訪問時,把假牙拿出來,敘述在獄中被刑求的經驗,所以琳達畫他手上拿著假牙;許信良則是脫下帽子露出光頭。情治單位的人翹著腳坐在桌前,桌裡桌外都是打擊黨外人士的工具:特務機構、新聞界、司法單位、工會、學校、鈔票,還有最令人痛苦的刑求工具。

這是第一次有人被逮捕,激起社會上反抗聲浪。這也是第一次有人願意為政治犯辯護,姚嘉文成為余登發的辯護律師。這變為一種模式,當「美麗島」軍法大審來臨,許多律師站出來,成立辯護律師團,為施明德這群政治犯辯護。

曾經,施明德認為自己是個社會上被人瞧不起的角色。但從「橋頭事件」開始,他為黨外運動奔走,越做越起勁,彷彿發揮了社會影響力。儘管琳達跟他的感情已經越來越疏離,但他們兩人在從事黨外運動時,卻會在無意間會心一笑。而且,國際媒體越來越關注黨外的發展,琳達這個國際媒體聯絡人的角色就更形重要。這對因為政治運動而結合的夫妻沒有時間吵架,碰面的時候只是拚命工作,在工作中默契愈來愈好,他們的感情已發生變化,卻不知道是正面還是負面,只知道彼此越來越分不開了。

赴菲開會,拓展國際視野

施明德告訴琳達,他在經營跟長老教會的關係。1872年,加拿大長老教會的馬偕醫生到淡水行醫傳道。一百多年來,長老教會秉持馬偕醫生「焚而不毀」的精神,服務台灣人民。他們在台灣傳道的歷史悠久,向來有關心社會的傳統。尤其當人民受到不義政權的壓迫時,更是常會站出來,以基督的愛來保護弱勢的人們。因此,在黨外陣營中,也有一些年輕的長老教會牧師,參與《美麗島》雜誌社的運作,林弘宣就是其中之一。1979年3月,林弘宣剛從美國回來。長老教會想指派他去菲律賓參加一個亞洲人權會議,來自亞洲各國的人權組織代表都會出席。當局不給林弘宣出境許可,施明德說,琳達妳會講英文,就妳去吧!畢竟琳達是外國人,受到的限制沒那麼多。她的台灣居留權還有半年,雖然擔心出國後回不來,但好奇的她,還是去了。

她記得啟蒙她社會運動思想的Ron Fujiyoshi說過,美國在亞洲南韓、越南、菲律賓等地支持獨裁政權。在戒嚴體制下,很多資訊都被封鎖,很難知道外界的訊息。因此,她想把握這個可以開開眼界的機會,去看看亞洲鄰國的情形,做個比較。
當時菲律賓當權的是美國支持的馬可仕 (Ferdinand Marcos) ,他當了兩任民選總統後,取消了總統任期只有兩屆的限制,藉口共產黨叛亂,在1972年9月21日宣佈戒嚴,以國家安全為名,進行大規模的逮捕拘禁,是個不折不扣的獨裁者,曾下令軍隊掃射農民和學生。他任用私人,讓親信把持國家產業,把菲律賓搞得貧富懸殊。他的妻子伊美黛 (Imelda) 曾是選美皇后,以奢華聞名,從不穿重複的鞋子,所以家中的鞋子約有三千雙之多!

琳達確實搞不清楚狀況,她以為菲律賓之前被美國殖民,應該比較自由開放。她準備了許多台灣的人權資料,卻在出境時被扣留。當她抵達菲律賓時,只知道主辦單位叫「亞洲人權論壇」 (Asia Forum on Human Rights) ,還自己做了貼紙貼在手臂上,結果在入境的機場被盤問,檢調人員還想拿走她帶的書籍,琳達堅持不許。

她按著開會通知上的地址,搭計程車到一個教會,彷彿像去參加什麼秘密儀式一般,沿著牆壁,一步一步踏著樓梯,進入地下室。這個人權組織在教會的庇護下,半秘密式地開會。與會的代表來自亞洲各國的人權組織,泰國、馬來西亞、斯里蘭卡、印度跟巴基斯坦都有派人來,大家開口大罵美國帝國主義支持他們國內的獨裁政權、欺壓人民。紐西蘭的代表是毛利人,澳洲的代表是白人,但是,除了琳達這個美國人代表台灣來以外,韓國的代表也是白人,辦公室在華盛頓。在獨裁政權的壓迫下,本地人常無法出國開會。雖然如此,會場反美的氣氛卻越來越明顯,連帶著有點反白人的情緒,加上琳達的台灣人權資料已在出關時被沒收,更讓菲律賓地主懷疑她會不會是美國派來的間諜。況且,誰會相信,好好一個美國女孩,會遠渡重洋,嫁給一個台灣的政治犯呢?

還好這個組織的執行長—馬來西亞籍的華人Sam Ho,會講中文,住在香港,比較了解台灣的情況。他相信琳達的說明,幫了她不少忙。「亞洲人權論壇」已經在香港成立辦公室,那時外國媒體因應美國和台灣斷交的情勢,都已經遷到香港。琳達趁機向Sam Ho多問了些香港的情況,未來好多為黨外陣營做國際宣傳。琳達離開菲律賓回台灣之前,去了香港一趟,Sam Ho帶她認識香港其他的人權組織及外國媒體。這些人脈都成了琳達接下來的戰鬥資源。

認識了Sam Ho後,她的心情比較輕鬆,總算可以安心參加主辦單位安排的參訪行程。上遊覽車時,主辦單位給大家戴上Sun & Sea的臂章,將一行人偽裝成觀光客。琳達這才恍然大悟,她來參加的真是個秘密會議,一切都是地下運作。

首先,與會者去一個位在美軍基地旁的加工區,了解美軍是共犯結構的一部分。一位工運領袖控訴美軍,他要組織工會,卻被美軍抓起來用刑,用熱開水燙他的生殖器。琳達想起她在台灣碰到的罷工事件,原來各國都有被剝削的不幸故事。

主辦單位也帶他們去參觀農村。菲律賓標榜成功透過綠色革命增加糧食產量,餵飽了更多人民。但實際的狀況是,政府貸款給農民,提供肥料來種新品種。為了要增加產量,就得用更多肥料。有錢農民確實賺了更多錢,但許多小農付不起貸款,破產、自殺的有之,導致農村的貧富不均越來越嚴重。台灣在1946到1972年,也實施類似的肥料換榖政策,要求農民以一比一的比率,用穀物與政府交換肥料。這是對政府專賣的肥料工業的保護政策,也是隱藏的重稅,導致1960年代後期農村的破敗,迫使農村人力轉往工業部門。琳達研究的工廠女工,很多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來到都市的。

他們在農村共進午餐,當地的社運人士告訴琳達,馬可仕政府最害怕知識份子與廣大農民結合起來對抗他們,為了鎮壓反對勢力,會派軍隊到農村去抓來自都市的青年。軍隊厲害到會檢查青年的耳後,是否有眼鏡戴久了而形成的凹槽。抓到這種年輕人,女的會被強暴,男的會被像動物一樣宰殺,丟到山上。

有些人權工作者也告訴琳達,雖然軍隊常到鄉間清剿反對勢力,但是他們若身分曝光,可以跑到別的地方,改名換姓、從頭來過。菲律賓遍布熱帶叢林,又是群島,可躲的地方不少。然而,容易藏匿,也代表人一旦被抓了,其他同志根本一無所知,難以救援。反觀台灣,從日治時代就建立了戶口制度,並且廣設派出所,警察掌有轄區詳細的地圖與戶籍資料,很容易抓到通緝人犯。在戒嚴法下,通往山上的道路設有檢查哨,海濱為軍方控制,不能隨便進入。

即使在都市,菲律賓政府也很難掌握人民的動態。琳達攤開買來的馬尼拉地圖,有三分之一是空白的,空白的地方是窮人聚居的貧民區。都市的窮人只能在爛泥地上蓋房子,他們為了避免泥濘,把住屋架高,就在兩、三坪大的空間中生活。琳達看了這種違章建築,又看了當地華僑蓋給祖先的墳墓,覺得這個國家的貧富差距實在太大了。菲律賓的有錢人通常是華僑,他們建祖墳時,會用大理石蓋個小房子,還附了廁所,供一家大小來掃墓時休息。看來死去的人,過得比活著的人還舒適。
琳達在之前五天的會議中,認識了來自斯里蘭卡的代表George Caius。他說著流利、典雅的英式英語,黝黑的膚色凸顯炯炯有神的目光,翩翩風采,十足的紳士,和台灣男人有著截然不同的浪漫穩健,實在不由得被他吸引!琳達很高興能遇見像他這樣有歷練的人,一掃在台灣孤立封閉的感受。這段短暫的邂逅,餘韻不絕。

George Caius告訴琳達,斯里蘭卡本來是英國的殖民地,主要的農產品是茶葉。他曾在英國人開的茶行當會計,當斯里蘭卡開始反抗殖民統治時,他公佈了茶行的帳目,讓勞工們知道英國大老闆賺了多少巨額的利潤。當然,他就被開除了,但也因此下定決心,投身反殖民的運動。等到斯里蘭卡脫離英國獨立時,他以為曙光就要來臨,沒想到瞬間的光亮後,卻是更漫長的黑暗。新政府將所有茶行收歸國有,但英國抵制斯里蘭卡的茶葉,提高進口稅、運輸和保險成本。英國控制了銷售管道,沒有英國的配合,斯里蘭卡產的茶根本賣不出去。

這趟旅程的最後一站在首都馬尼拉,琳達接觸了一個包容中產階級的左派組織「新民主陣線」(New Democratic Front),他們常帶海外的菲律賓人回國,像是旅居美國但心繫祖國的有錢醫生,讓他們看看在馬可仕的迫害下,底層人民過著多麼痛苦的生活。全國的財富都集中在馬可仕跟他的親信手中,正當的商人也做不了生意。琳達覺得他們這種結合海外的手法很值得學習,台灣的民主運動也常獲得海外同鄉的關心與支持。

談起反對運動發展,這些菲國左派表示看不起當時最知名的民主人士艾奎諾(Benigno Aquino)。菲律賓的土地集中在幾個大地主手上,艾奎諾也是其中之一。他們覺得艾奎諾雖然反馬可仕,但若他上台,也是換湯不換藥,不會改變什麼。他們也說,一些地方政客,往往很投機,打著民主的幌子,事實上卻跟政府合作。琳達的腦海中浮現康寧祥和許多其他台灣政客的臉孔。

琳達從他們的言論中獲得很多啟發。她覺得菲律賓的反對運動有思想也組織嚴密,不像台灣的黨外運動,常是隨便組織起來,而且除了反國民黨外,也提不出一套完整的論述,好爭取更多人的支持。這並非個別的問題,面對強大的壓迫者,弱者會有很多型態。有些人高談理論卻無行動、有些人有行動卻無方向、有人衝動地作無謂的犧牲、有人一碰到打壓就忍不住退縮,聲稱自己是無辜的受害者。這些菲律賓人的眼神是那麼堅定,講起可能要承擔的苦難,是那麼的舉重若輕。他們的國際視野,遠遠超過琳達在台灣見到的黨外人士。

回國後,琳達迫不及待地想把她的心得跟大家分享。她有一大堆想法,希望黨外同志可以學習菲律賓革命組織的國際觀和明確的理念。琳達跟蘇慶黎和一些左派的朋友討論她的菲律賓之行。琳達希望黨外人士有更寬廣的思考,要知道不同階級的人各有進步的角色,才能跨越階級,動員民眾,達到反抗國民黨的目的。這時候黨外的主要人物,幾乎都是受過大學教育的中產階級律師和老師,黨外的財源大多來自中小企業主;然而,參與街頭運動的絕大多數是小市民和農人。琳達覺得,如果缺乏階級的思考,就會變成資產階級的民主,越走越狹隘,總有一天,會失去廣大勞苦大眾的支持。

施明德忙著籌辦雜誌,愛理不理。他看到琳達老是跟左派的朋友混在一起,甚至警告她:「不要以為我不知道妳都跟統派的人在一起,要搞什麼陰謀。」陳菊則說:「我們忙選舉,怎麼會有時間管社會上這些有的沒有的?」也許因為琳達提出的質疑,陳菊到後來較偏向社會關懷。

成立沒有黨名的黨:《美麗島》雜誌社

選舉確實是凝聚黨外勢力的重要關鍵,自從1978年下半年成立後,黨外助選團在全國巡迴助選,第一次形成串聯全島的反對勢力。在此同時,許多批評國民黨的黨外雜誌也一直在印行,發行量幾乎是供不應求,常常警總前腳查禁,後腳又有一份雜誌創刊。1979年4月,陳婉真創辦《潮流》這份雙面大張的地下報,一千多份的報紙一油印好,立刻就發完了,人們還手抄傳送,所以《潮流》大約有一萬名讀者,總共發行了四十六期。同年8月7日,國民黨抓了印刷廠的老闆楊裕榮和幫忙分發的陳博文,陳婉真在美國絕食,並且動員海外同鄉抗議,人竟然沒幾天就被放出來了,但陳婉真也因此上了黑名單,長期無法返台。

黨外陣營變得可以和國民黨抗衡。以前人被逮捕常就無聲無息,現在只要國民黨一鎮壓抓人,黨外就會反擊。黨外陣營知道要動員民眾,不動員的話就更危險。社會局勢似乎在變,雖然警總抓人的腳步從未停過,但卻好像抓不勝抓,許多批評國民黨的書報雜誌到處在賣。施明德站在浪頭上,決定轟轟烈烈地辦份雜誌,作為反對陣營的基地。

1979年5月,施明德在仁愛路與新生南路附近「百齡大廈」租了一間六十坪的辦公室。琳達拉著他的袖子說:「這裡一個月租金要三萬塊,我們怎麼負擔得起?」施明德一副頂天立地男子漢的模樣,跟琳達說:「安啦、安啦,要搞就要搞大。捐款自然會進來。」他跟琳達借研究經費,當租辦公室的押金。實際上,他們的生活越來越困難,嚴格來講,施明德算是無業遊民,琳達雖然有向美國的基金會申請研究經費,可是台灣的物價漲得比她想像的還要快。她想打工,常前腳應徵,後腳情治單位的人就找上雇主。若不是海外同鄉大力支持,他們連住家三千塊的房租都交不出來。在美國卡內基美隆大學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Pittsburgh)任教的海外台灣人陳文成博士,曾經寄了五千塊美金給他們;日本的台獨組織領導者黃有仁(真名為黃昭堂),送來一包香菇,琳達拿香菇去賣竟然賣了兩千塊。

呂秀蓮也來佈置辦公室,還有許多志工來來去去,幫忙籌辦雜誌。施明德一邊聯絡台北的知識份子陳忠信、魏廷朝等來當編輯,一邊聯繫全國各地的黨外政治人物,找有錢的元老出錢,以雜誌社的名義在各地設辦公室、做全島的組織。他有種天生的靈敏,可以嗅出變化,東湊西湊,就找到不少支持辦雜誌的金主。《美麗島》雜誌社組織在7月確定,社長為許信良,副社長由呂秀蓮、黃天福擔任,總編輯張俊宏,施明德任總經理。8月第一期雜誌出刊前,所有成員拍了一張大合照,儼然已有組成反對黨的氣勢。《美麗島》雜誌社就是沒有黨名的黨,各地服務處其實就是地方黨部。

翻開第一期《美麗島》雜誌封底,編輯委員名單上沒有琳達的名字。雜誌社已開始付她薪水,有編輯委員建議把她加進去,但施明德好像不希望讓太太跟他平起平坐。雖然黨外人士追求民主自由,但女性身處其中,其實地位不平等。

琳達沒有多抱怨什麼,她忙得很,有接待不完的國際媒體,倒是呂秀蓮大聲嚷嚷,她台大法律系畢業,有美國伊利諾大學 (University of Illinois) 和哈佛大學法學碩士的高學歷,回國後倡導新女性運動,幾乎是台灣婦女運動的發起人。她老是說黨外有性別歧視,但琳達覺得,另外的原因是她自己的性格使然。呂說凡事要求到最好,她寫一篇文章,就要求編輯全文照刊。一開始她積極參與雜誌社的運作,甚至掛名副社長,但沒多久,就有些同事覺得很難和她合作。呂秀蓮有所謂知識份子的潔癖,興致勃勃地要當中產階級的發言人,好像看不起那些街上吃檳榔的基層民眾。她想統馭不同陣營的人,聲稱只要去跟國民黨內的溫和派商量,一切都好辦。她辦9月8日的創刊酒會,一訂場地就是五星級飯店中泰賓館,想請社會上流和國民黨開明派來參加,結果國民黨找了聲稱是反共義士組成的外圍團體來鬧場,把場面搞得很難看。她曾表示:「我們不要太激烈,國民黨就不會抓人。」施明德主張這正是帶頭衝的時候,呂就怪琳達在背後操縱,其實琳達是被施明德拖著走!

呂秀蓮在佈置雜誌社位在九樓的辦公室時,用鐵線把陽台全圍起來,琳達嫌醜,她卻提醒琳達:「妳要以防萬一,這裡出入的人多,小心哪天被推下去!」她這麼說不是沒有道理,琳達是外國人,不像本地人有那麼強的恐懼感。黨外人士一直處在被恐嚇的狀態,跟蹤監聽是家常便飯,也有隨時被包圍的危險。1979年10月,呂秀蓮驚慌失措地叫大家到她家集合,她身陷險境、被重重包圍。這次她是被假情報嚇到,但事到臨頭時,呂秀蓮終究還是展現勇氣,沒有選擇低頭。危險一直存在,只看參與的人要不要退縮。大家怕雖怕,卻在顫抖與怯懦中手拉著手,團結突破、升高對抗的局勢。


「民主烈士」:被下神經毒的兩隻小狗

在這種充斥緊張的氣氛中,琳達的唯一安慰是家裡養的兩隻小狗,一隻是乳白色的Cream,另一隻是白色長毛的Joey。她不只是天生喜歡小動物,在黨外運動如火如荼下,她更需要兩隻小狗的慰藉。每當她打開家門,看到牠們無憂無慮地對她汪汪叫,就覺得可以把一切的煩惱都擋在門外。但是,情治單位連無辜的小狗也不放過。有天晚上十點多,兩隻小狗原本開心地在庭院裡玩耍,忽然對著圍牆吠個不停。琳達和Nori在床上,循著方向往院子六尺高的圍牆望去,看到牆頭有個黑影在動,像個人頭。隔天早上,琳達發現圍牆另一邊有座梯子,顯然昨晚有人攀著牆沿在監視他們。琳達把兩隻小狗抱在胸前親吻。她把這兩隻忠心的狗當成自己的心肝寶貝,施明德不愛她沒關係,這兩隻小狗愛她就好了。卻沒想到一週後,她就得承受失去牠們的哀慟。

一天晚上八點左右,有個體格魁武的中年外省人忽然找上門,自稱是推銷報紙的業務員,看起來倒像政府特務,問琳達要不要買《青年戰士報》。這是國民黨控制的軍方發行的報紙,琳達覺得莫名其妙,當場拒絕,兩隻小狗卻追著「業務員」衝了出去,頓時不見影子,過了十五分鐘才乖乖回家。琳達摸著牠們的頭,真是捨不得處罰牠們的調皮。Nori在房間內喊琳達,不知道又要使喚她什麼。她攤開桌上的文件,一個字一個字地翻譯成英文,翻到累了就上床,想著Cream在她買的紅色沙發上跳上跳下,Joey在院子裡繞圈圈,想著想著就笑著睡著了。深夜她被悽涼的叫聲給吵醒,披衣走進客廳,Cream全身抽搐,一直慘叫。她想說不好了,Joey在哪兒呢?二十分鐘後,院子裡的Joey全身痙攣,也在慘叫。她不敢碰牠們,兩隻狗叫了半小時,力氣耗盡而死。顯然稍早牠們跑出去時被下了毒。Nori走出來,望著琳達的背影,用冷靜的語氣告訴她,情治單位要警告我們,他們隨時可以下毒,我們根本都不知道何時會毒發身亡。琳達轉過頭來,含著眼淚,Nori的眼神跟著迷濛起來。後來琳達問過獸醫,獸醫懷疑是神經毒,設定好六小時後發作致命,送醫也來不及。

隔天早上,長老教會的牧師林弘宣跑來找施明德,他上次來,斗笠被Joey咬破,這次在庭院裡卻找不到那隻調皮的小狗。施明德領著林弘宣,抱起兩隻小狗的屍體,埋在靠近警備總部旁的景美溪河畔。林弘宣把那頂破斗笠放在他們的屍體上,寫上「民主鬥士」,希望兩隻小狗的英魂安息,不忘去騷擾警總裡老是在鎮壓黨外人士的特務!

桃色風暴:革命情侶形象破裂

1979年7月26日晚上六點左右,《聯合報》的顏文閂和另一名女記者登門採訪,琳達接過他們手中的文件,心想這下不妙了。這是一封英文信跟中文翻譯,1978年9月琳達還沒跟施明德舉行公開結婚典禮前,她開始對他心灰意冷,在苦悶的情緒中,寫了一封信給她在美國的教授情人翟若適,哭訴她被逼著要跟一個狂熱的台獨政治犯結婚,懇求舊情人來台灣一趟,幫忙擺脫他。琳達當初是託一個美國記者送信,還有收到翟若適的回信。這下才知道,情治單位中途把信攔截下來,只是影印副本,正本照樣送到收件人手上,做得神不知鬼不覺。記者送來的資料附上琳達穿著露背裝與愛狗Cream的合照和信件原文的中文翻譯,譯文加油添醋,把琳達跟施明德間的關係形容得非常聳動,描述琳達像一個妖豔的蛇蠍魔女,隨時在尋找獵物、勾引身邊男人,還加上「筷子與糯米團」為標題,諷刺身材肥胖的琳達與瘦骨如材的施明德的婚姻。

《聯合報》是一家民間報社,但是立場非常偏向國民黨。記者跟琳達說,他們來拜訪是要了解當事人的意思,做個平衡報導。他們的消息來源自稱是「中華民國愛國青年」,聲稱這封信飄在史丹佛的校園,他在風中撿到,仔細閱讀後決定披露,免得蛇蠍女妖繼續殘害我們的青年。他不只把信件寄給《聯合報》,還到處發送給平面媒體與教會組織。這不知是愛國青年還是情治單位的花招?

施明德看著琳達,她只能承認信是她寫的,現在唯一能做的,是提供記者兩人比較上相的照片,她選了兩人在牆上和服前的合照。那件和服的繡面上,飛舞著丹頂鶴,是琳達第一次到台灣來做田野調查,母親過境日本時買給她的。她佈置大坪林的落腳處時,把和服當戰袍一樣掛在牆上。施明德搬來跟她住時,堂堂正正像個指揮若定的將軍,端坐在和服前,和琳達拍下夫妻合照。施明德送走記者,回頭鐵青著臉撂下狠話:「這種事再發生一次,我就跟妳離婚!」施明德知道,國民黨一定會大肆公佈這些文件,好打擊黨外陣營的士氣。因為理想而結合的革命伴侶,會變成一個笑掉人大牙的笑話。果不其然,戲謔的報導隨之而來,隔天7月27日,《聯合報》刊了四分之一版面的報導。

當時很多人相信施明德和艾琳達是恩愛的革命伴侶,這篇報導打破了這個幻象,國民黨宣傳單位讓他們非常難堪。有位「瑪利諾會」(Maryknoll, 全名「美國天主教外方傳教會」 The Catholic Foreign Mission Society of America)的神父來找琳達,問她這件事的真偽。這個搞社會運動的美國神父,從不懼怕對抗國民黨,但當他聽到琳達親口承認這件事確有所本,擤著鼻子,差點哭出來。到現在,琳達想起這個遭遇還是相當難過。

但是,這則新聞也不是只有負面效應。那是個資訊封閉的時代,只有三家電視台、報紙,用手指也可以數得出來,還只限每日發行四大張,都掌握在國民黨手中。當女巫琳達跟施明德的事蹟被刊出來後,頓時之間,他們成為全國性的知名人物。施明德在黨外陣營裡,原本因為沒有公職身分,所以不是那麼有名,現在卻被報出有個受高等教育的美國女性下嫁於他,反而打響他的知名度。許多同情黨外的人,看了這份報導,猜測這是人身攻擊,只注意到琳達與施明德抱持的崇高理念。這使得施明德更容易推動很多事,因為支持黨外的人們會說:「我知道你,你是跟那個替『國際特赦組織』工作的美國女子結婚的政治犯。你為了爭取民主自由,坐過十五年苦牢,真是辛苦。」

同志之間,誰能信任?

而被形容成巫婆的琳達呢?現在則辛苦得像個女傭。她跑上跑下,忙著搬家。房東又受到情治單位的壓力,第二次逼他們搬家。他們搬到仁愛路和信義路的交叉口、省議員林義雄的住家二樓,走個路就到《美麗島》雜誌社的辦公室。雜誌社的辦公室常有人來來去去,所以編輯部被放到琳達的客廳與一間多出來的臥室,她和施明德住主臥室,後面還有兩個客房,一間給雜誌社高雄服務處主任陳菊北上休息用,另一間則當倉庫。琳達把放在大坪林住家的紅色皮沙發搬進客廳,移來移去,總算擺了一個適當的位置。她一下子掃地、一下子清廁所,最後滿頭大汗,再去廈門街買來二手辦公桌椅櫃子,總算大功告成。她覺得男人們老是在高談闊論,而她一個美國女人,看起來高高在上,但是很多粗活是她在扛,施明德就是比著手勢使喚她,頂多喊人來幫忙。

正在幫琳達扛家具的這個人,叫做徐春泰,這個外號「泰國」的政治犯是施明德的獄友。他長得高高胖胖,常跟著施明德。他說他是泰國的華僑,1960年代在中華民國使館工作,自稱因共產理念想暗殺泰皇,被國民黨以共匪罪嫌逮捕,關了十五年。他說施明德曾參與「泰源事件」,夥同台東泰源監獄的囚犯暴動,要推翻國民黨。失敗後,他為了掩護施明德,曾經在冬天裡被丟在冷水池內逼供,但他打死不說。他講得對施明德多忠誠,但施明德叫琳達別相信他,他親共。琳達知道情治單位無所不在,到處滲透,她也搞不清楚誰真誰假。施明德說,反正我們缺人手,妳湊合著用,只要不把機密文件讓別人碰就好。

黨外陣營裡,因為情治單位的滲透,搞得人和人很難建立互信。但更難防的是同志間互相分化、彼此猜忌。黨外陣營裡的主要人物是本省籍的菁英,大多主張台灣獨立;再來是一些懷抱左派理想的知識份子,大部分是外省籍,但也有本省人,他們嚮往共產中國,希望能看到台灣與中國大陸統一。「橋頭事件」後,這兩派人結合而成黨外陣營,聲勢越來越旺,但他們的合作基礎極其脆弱。國民黨利用統獨兩派的分歧來打擊黨外陣營。前面幾次獨派人士被抓,都引起激烈的抗議,逼得他們放人,現在換統派人士被抓了。

9月的時候,曾應徵琳達丈夫的外省籍政治犯張化民被捕,判了十年有期徒刑,他寫了本書,揭發情治單位跟大財團間的掛勾。後來以開茶藝館「紫藤廬」出名的周渝,在編輯會議上告訴琳達這件事。他說,張化民參加黨外運動已經很久了,怎麼會沒人聲援他?琳達跟周渝說,我們得做點什麼,不能因為他是外省人就不救。他們在雜誌社門口貼了張海報,許多人來來往往,卻不怎麼在意。琳達覺得大家各自為政,一點都沒有團隊精神,這樣會讓國民黨趁隙而入。

許信良曾說:地方的黨外人士有行動力,但卻沒什麼社會思考;左派能提出理論,卻沒有群眾基礎。這兩派若是能結合,就像手腦並用,才能真正擴大黨外運動的聲勢,抗衡國民黨。可惜這只是難以企及的理想,1979年4月時,施明德與黃信介決定推動中華民國重新加入聯合國,認為台灣應有適當的國際地位,不能被排除於國際社會。他們希望國民黨內的溫和派會加入,但這些所謂的溫和派,只是做做樣子,沒有反應。施明德要發表聲明的前一晚,陳鼓應來家裡拜訪,琳達邊翻譯打字邊跟他寒暄。隔天4月12日早上,黃信介集合統派獨派,希望統派的人可以簽這份聲明。聲明訴求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要接受內戰分裂的現實,進行對等談判,兩岸要三通:通郵、通商、通航,台灣要申請加入聯合國。統派的人無法接受,因為對他們來說,台灣重新加入聯合國,就是分裂國土。更難堪的是陳鼓應,他忽然變得很不安,嘆了口氣:「明德兄啊,昨晚我到你家去,你怎麼不先跟我商量?」他在室內踱了幾步,帶著統派的同志走出去了。

小說家陳映真在10月3日二度被捕,他之前就以「為匪宣傳」等罪名被關了七年,也是在1975年特赦出獄。他的作品充滿社會關懷,也對大中國抱持著憧憬,所以他雖是本省人,卻被劃為具左派思想的統派作家。國民黨逮捕陳映真,像是施加外力,就要把這個鬆散的組合沿著縫隙撕裂。

琳達拿著強力膠,想把牆壁的縫隙給補平,才發現這條裂縫已經越來越深。施明德聽到陳映真被抓,即便他曾勸琳達不要跟這種統派混在一起,但基於基本人權的原則,還是決定發出聲援。他知道海外同鄉中,有不少人同情陳映真的立場,就用雜誌社的電話打到海外,要鼓動同鄉有所行動,表達抗議。他盡說反話,勸同鄉們不要激動,不要因為這種事就去燒國民黨在海外的辦事處云云。他是用個人名義去做,並沒有動員雜誌社的組織。而琳達則是在家裡拚命打電話,給可以聯絡到的台灣同鄉會、國際媒體、國際人權組織,報導這件抓人的事件。結果隔天電話公司跑來說要「修電話」,修著修著,就讓琳達有兩天無電話可用了。電話剛通,她把線路接好,就出門去跟王拓和一些《夏潮》雜誌的左派人士到警備總部在博愛路的辦公室抗議。他們十來個人就在下班時間坐在門口,表示不放人就不走。

這次,陳映真被捕不到三十六個小時,就奇蹟似地被放出來。他衝到琳達家門口,給她一個大擁抱。但施明德卻接到罵他的電話,說他為什麼去救統派。對琳達這些在台灣從事人權救援的外國人來說,爭取民主自由是終極價值,大家都被打壓,何必分統派獨派!施明德都在訓琳達太左傾了,卻還被罵包庇共產黨。琳達聽了生氣,如此狹隘,這就是台灣黨外運動的格局!她與梅心怡為台灣的人權與民主拼死拼活,並不預設特定的統獨立場,而是要維護每個人的人權以及台灣人民對未來自決的權力。

琳達從菲律賓回來後就覺得黨外運動太狹隘,希望黨外可以更有國際觀。現在她發現國民黨抓人的步調越來越快,也希望可以從國際上討救兵。余登發受審時,「國際特赦組織」曾派一名日本教授來台訪察;11月中旬,加拿大人Laurie S. Wiseberg來台,她在1976年組了一個「國際人權救援聯絡網」(Human Rights Internet)。這些國際組織的代表讓琳達有個想法:與其透過梅心怡或是海外同鄉幫忙,不如在台灣成立一個國際組織的分部,更有利於直接進行人權救援。她透過旅美的法學教授陳隆志,聯繫上總部設在紐約的人權組織「國際人權聯盟」(International League for Human Rights),想在高雄成立台灣分部。她本來想聯繫「國際特赦組織」,但他們卻規定成員只能救援它國的政治犯。琳達怎麼等得了其他國的志工來台灣救人?情勢越演越烈,她只想立刻搬救兵,上火線跟警總對抗。

巡迴全省,串聯反對勢力

整個秋天,雜誌社的工作人員穿梭在剛完工的高速公路,巡迴全國,凝聚民眾的支持。《美麗島》的主要領導人從這年夏天組織雜誌社開始,就一直遭到恐嚇與跟監。他們之中有坐牢多年的政治犯,也有甘願放棄光明前途的律師。他們並不是全然無懼,卻努力克服怯懦,邊辦雜誌,邊巡迴全國串聯反對勢力;軍隊出動催淚瓦斯、坦克車與機關槍,美麗島人手無寸鐵,唯一的憑藉是民眾的支持。他們辦的雜誌沒有通路,託郵局寄送會被整批寄丟,但印一期卻可以賣十萬本。他們老是擔心辦公室的租金付不付得出來—起碼琳達擔心得很,但許多中小企業主穿著家常便衣,站在活動會場後頭默默旁觀,散會時搶上前去,遞過裝滿鈔票的黑色手提包—這些人是台灣戰後出生的世代,不像他們的父母一代被二二八血腥鎮壓嚇到不敢反抗。這時的台灣人民,在經濟情況好轉後,決定要進一步爭取民主自由,不甘再受到軍事戒嚴法的壓迫。

琳達隨著施明德到全省舉辦《美麗島》雜誌社各地服務處的成立大會。南投那場,國民黨出動坦克車在門外繞行,民眾還是勇敢地走進會場;警察在會場外圍了兩三圈,民眾用人海戰術,手拉手結成人鏈,打破警察的包圍網;在台中,借了學校操場當會場,一抬頭,校舍的屋頂架滿整排機關槍,施明德還是鎮定地請大家傳遞火把宣示。黨外運動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幾場活動有高達兩三萬人參加。民眾越來越不怕警察、越來越敢反抗不義的政權,隨時可能引發雪崩,讓整個戒嚴體制垮台。《美麗島》雜誌社的成員也步步為營,深怕擦槍走火—若民眾被軍警激到先動手打人,就給了他們鎮壓的藉口,讓整個運動功虧一簣。

施明德不時會對琳達大現殷勤,哄她穿得漂漂亮亮,一起去參加活動。他說,民眾看到現場有外國人作見證,會比較有安全感。琳達不想只當施明德的跟班,她有自己的主見和行動。她繼續培養外國友人,請他們翻譯台灣的人權文件,寄到海外給梅心怡;她也想發揮女性角色,組織政治犯家屬支援團體。11月中,她找了跟陳映真的太太和同時被捕的李慶榮的太太,請她們向黨外人士的妻子講述先生被抓、家裡被搜查的經過,讓大家能有心理準備,預先設想若是遇到了要怎麼因應。這些預備工作,在日後都派上用場、幫了大忙。那場民主的聖戰,即將來臨。

《美麗島》雜誌社決定在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當天,在高雄舉辦活動。在戒嚴時代,人民的集會結社自由被限制,本來計畫在高雄體育場舉辦大型集會,但被警方阻撓,所以換成遊行。這當然也是非法行為,但他們就是要挑戰這種箝制人民權利的惡法。施明德是遊行的主要籌辦人之一,陳菊跟林弘宣早已去高雄成立服務處。琳達在12月9日就跟著施明德,來到高雄這個反國民黨的大本營。

另一位主要籌辦人楊青矗是專門描寫勞工百態的小說家,他和施明德在雜誌社高雄服務處二樓的辦公室商量著要買火把,規劃遊行的路線。辦公室裡人聲鼎沸,許多志工來來去去。琳達找了一個角落,捲起袖子、趴在地上,做起「國際人權聯盟」的旗幟,足足有十二尺乘六尺見方。儘管已經是冬天了,南台灣的氣候還是搞得她滿頭大汗。她抹了抹額頭,對旁邊也趴在地上做標語的張溫鷹笑了笑。張溫鷹是牙醫,「美麗島事件」後幫逃亡中的施明德整型,因此自己也入獄,後來選上台中市長。她們倆從下午開始,完成時已經是晚上九點了。兩人正打算拉開旗幟時,外面忽然傳
目錄:
目  錄:
陳菊 序
李昂 序:革命與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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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Synopsis
序 幕 選擇
第一章 來自亞洲的包裹 (1949-1963/出生-14歲)
第二章 少女琳達在「自由中國」 (1963-1968/14歲-19歲)
第三章 美國甜心台灣妻 (1968-1975/19-26歲)
第四章 轉折:拋夫棄子、投身人權工作 (1975-78/26-29歲)
第五章 革命伴侶之畸形婚姻 (1978/29歲)
第六章 挑戰戒嚴法 虎背難下 (1979/30歲)
第七章 海外救援 (1980/31歲)
第八章 國際革命經驗、火花四射 (1981-1990/32-41歲)
第九章 重返台灣、勞燕分飛 (1990-1995/41歲-46歲)
第十章 終場告白:美妙的冒險 (1996-/ 47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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