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雷斯•馬內拉(Erez Manela)
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成員。2003年從耶魯大學歷史系獲得博士學位(導師為傑出的冷戰史學家約翰•加迪斯)。在國際史與美國世界史領域有較高的造詣。研究領域是美國歷史、亞洲史、中東與非洲歷史、20世紀世界歷史研究、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研究、非政府組織(NGO)歷史研究等。著有本書及 Shock of the Global: The 1970s in Perspective(《全球化的衝擊》)。
章節試閱:
一九一九年六月,來自印度支那的二十八歲餐廚雜役阮必成(Nguyễn Tất Thành),準備向參加巴黎和會的列強領袖們提交請願書。請願書的標題是《安南人民的主張》(The Claims of the People of Annam),其內容附和了美國總統威爾遜的近期言論,後者其時正以民族自決權捍衛者的身分出現在國際舞臺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動盪歲月裡、在一個以正義而非「強權即公理」為國際關係核心原則的新時代中,威爾遜被視為先知而享譽全球。這名年輕人在請願書上署名阮愛國(Nguyễn Ái Quốc),他想要面見威爾遜,並為自己的民族陳情。根據部分資料,他甚至特意為此租了一套燕尾服。但這一會面並未實現;威爾遜甚至可能從沒見過阮必成的請願書,當然也就談不上回信給他。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這位日後成為全球知名人物胡志明的年輕人,採用布爾什維克主義作為他的新信條,在他追求民族自決的道路上,列寧取代了威爾遜的影響[1]。
胡志明的經驗在一戰以後的民族自決浪潮之中,絕非孤例。一戰於一九一四年八月爆發,持續四年多並造成數百萬人死亡。當戰爭終於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結束時,全世界同樣有數百萬人歡慶這場大屠殺的終結,並希望和平會帶來一個全新的世界。大戰導致了幾個主要帝國的崩解——羅曼諾夫王朝治下的俄羅斯帝國、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奧匈帝國,鄂圖曼帝國,以及霍亨索倫王朝(Hohenzollerns)治下的德意志帝國。而大戰對於部分的勝利國,也造成了嚴重的打擊:英國和法國在人口和經濟上都遭到巨大損失,兩國變得比戰前遠為衰弱。另一方面,美國則在一戰中崛起,成為在軍事、經濟以及政治層面上都如日中天的強權國家。它的物質基礎和財政援助支撐起了協約國的戰備,而美國於一九一七年四月參戰則更使戰爭情勢向有利協約國的方向傾斜,且最後的停戰協定也是以威爾遜著名的「十四點和平原則」(Fourteen Points)為基調。這位美國總統決定親自前往歐洲參與和會——此前的美國總統們從未在他們任內這樣做過——,威爾遜似乎已經準備好要在不久後把各國帶往國際事務的新時代。
一九一九年一月,列強領袖們在巴黎召開和會,而他們主要關切的是如何解決歐洲問題。但並非只有歐洲人對巴黎和會有著高度企盼;對於全世界各地受殖民、被邊緣化以及無國籍的民族,例如中國人和韓國人、阿拉伯人和猶太人、亞美尼亞人和庫德人(編註10)以及其他眾多民族,這場和會似乎向人們展現了前所未有的、追尋自決目標的機會。於是他們把針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帶上了國際舞臺,且他們的代表——不論獲邀與否——也將出發前往巴黎,欲在新世界秩序中標明他們的主張。威爾遜的戰時言論獲得了大量在他本人意料之外的熱切聽眾,他們時常既把威爾遜想像成他們渴望的象徵,也把威爾遜想像成他們自決大業的潛在捍衛者,而在這個威爾遜宣示會致力於讓所有民族都擁有自決權的世界舞臺上,他本人則是主導人物。基於這些認知,渴望自決的群體挑選了代表,組成了代表團,提出了訴求,發起了運動,並動員了身後的群眾。他們針對聚首巴黎的列強領袖以及全球輿論,撰寫並發送了大量宣言、請願書與備忘錄。許多請願書採納威爾遜的自決以及國際平等(The equality of nations)等觀點,以架構請願者們的訴求並為他們的自身大業辯護。請願者之所以會這樣做,不僅是因為他們發現威爾遜的語言深具吸引力,更為重要的是請願者相信,這將有效推動他們的目標。請願者們長篇累牘地引用威爾遜的「十四點和平原則」演講與其他戰時演說,盛讚他對國際聯盟的藍圖,目的是吸引威爾遜本人的注意並支持他們為達成自決而做的奮鬥。